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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科,人们经常会遇见自己“二进宫”甚者“三进宫”的同事。一个员工因为转到思科支持的小公司,从名以上讲暂时不算思科员工了,但是随着思科收购回那个小公司,这个员工再次“加入”思科了。这个员工出去转了几年,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却腰缠万贯了。为了降低风险,一轮风投基金必须要投十几家到几十家公司。当然,为了投十家公司,基金经理可能需要考察几百家公司,这笔运作的费用不是个小数,必须由有限合伙人出,一般占整个基金的2%。风投公司总合伙人为了挣钱,还要从有限合伙人赚到的钱中提取一部分利润,一般是基本利润(比如8%)以上部分的20%。比如某个风投基金平均每年赚了20%的利润,总合伙人将提取(20%-8%)×20%=2.4%,外加2%的管理费共4.4%,而有限合伙人得到的回报其实只有15.6%,只相当于总回报的四分之三。因此,风投公司的收费其实是非常高昂的。3COM公司虽然搞出了微机局域网,但是该公司目标不明确,它从网络适配器、网络服务器到网络操作系统都做。这也许是因为它创立于八十年代初,那时IT行业最挣钱的还是硬件,所以3COM公司实际是以硬件为主,软件为辅。即使当它在网络上失败以后,它仍然习惯性地以硬件为主,买下了生产掌上个人助理系统PalmPilot的母公司USRobotics。由于以太网的标准是公开的,它的适配器没有什么难做的,谁都可以做。而以太网的网络服务器实际上就是一个高端PC,任何PC厂商都可以做,因此,在3COM公司出现后,各种兼容的网卡和网络服务器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微机局域网市场像微机市场一样混乱而且竞争激烈。其实,微机局域网中最关键的技术是网络操作系统。在这方面也需要一个类似微软的公司来统一它,Novell公司便应运而生了。2020欧洲杯外卡赛摩托罗拉作为世界无线(移动)通信的先驱和领导者,可以说开创了整个产业。遗憾的是,它只领导了移动通信的第一波浪潮,就被对手赶上并超过。此后,由于技术路线错误,执行力不足,失去了利用技术优势夺回市场的可能性。摩托罗拉曾经跨通信和计算机两大领域之间,甚至很有同时成为计算机和通信业霸主的可能。退一步讲,只要它在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通信的数字处理器DSP或者手机任何一个领域站稳脚,就能顺着计算机革命或者通信革命的大潮前进,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其领导人无力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公司,反而使公司没有专攻的方向,在各条战线上同时失利。

2020欧洲杯外卡赛斯坦福的校园被认为是美国三个最美的校园之一,另外两个是康奈尔和普林斯顿。斯坦福人从不掩饰对自己学校的自豪感,甚至从教授到学生经常拿其它名校开玩笑。下面是斯坦福电机工程系教授出的真实的考试题。某个公司希望设计一种符合A、B、C和D等条件的数字滤波器,他们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不会,你能帮助他们设计这样的滤波器吗?我想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看了这个考题一定不会舒服。斯坦福人骄傲自有他们骄傲的本钱,除了出了这么多的实业家,孵化了很多跨国公司,斯坦福大学的学术水平更是闻名于世。它有十六位在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一半是经济学奖)和几十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毕业生。除此之外,它还有七位数学领域最高的终身成就奖沃尔夫奖得主(注: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当属菲尔兹奖,但是它只授予三十五岁以下的学者,而沃尔夫奖一般授予成就卓著的数学家泰斗们。),四位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得主,有一百三十多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八十多名美国工程院院士。它的毕业生在全世界各行各业中执牛耳。在这样一个宽频的互联网世界里,一切通信都通过XonIP来实现。那么思科又将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首先,它现有产品的需求量会继续增长,而且,思科的一些现在市场还不大的产品比如网络存储服务器,需求量将大大增加。因为要通过互联网技术来提供家庭的娱乐服务,必须将影视的内容存储在本地的一些存储服务器上。2002年三月的一天,一个豪华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来到当时世界第二大微机制造商康柏(Compaq)公司的总部。凯莉.菲奥莉娜—当年惠普(Hewlett-Packard)公司高调的女CEO,像女皇一样,在一群大大小小官员的众星捧月下,走进康柏公司的总部,接受她在一片反对声中购来的康柏公司。这一天是菲奥莉娜一生中荣耀到了极点的一天。据康柏的员工回忆,菲奥莉娜当时态度高傲、不可一世,完全是以一个胜利者受降的姿态。

一位世界名牌大学的学生发明了一种手机上的软件,非常有用,他在网上让人免费下载试用,然后在试用期满后向愿意继续使用的用户收一些钱,这样几年他也挣了十来万美元。他想成立一家公司把这个软件做大做好。他找到一家风投,正巧这个风投基金的总合伙人是我的朋友,就拉我一起和这个创业者面谈。我们仔细听了他的介绍并且看了他的软件。投资人承认他是个有能力的年轻人,软件也是个好软件,但是不投资。投资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这种手机上的软件要想推广必须在手机出厂时预装,一般来讲,虽然这种软件的零售价可以高达十美元以上,但是手机厂商出的预装费不会超过一毛钱,假定为八美分。通常一个领域在稳定的竞争期会有三个竞争者,不妨假设这个创业者能跻身于三强并排到老二。在软件业中,一般前三名的市场份额是60%、20%和10%(剩下10%给其它的竞争者),那么在很理想的情况下,这位创业者可以拿到全世界20%的手机市场的预装权。我们不妨假设全世界手机一年销售十亿部,他可以拿到两亿部的预装权,即一年两千万美元的营业额。读者可能会觉得两千万美元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实际上在风投眼里却没有多少,在美国一个工程师一年的开销就要二十万美元。世界上有四五个国家近十个主要手机生产厂家,要想拿下这20%的市场需要一家一家谈。手机的软件不像个人计算机的软件,有了漏洞(Bug)在网上发布一个补丁自动就补上了,手机软件出了问题有时要将手机回收,因此手机厂商测试时间很长,拿下一个手机合同一般要18个月的时间,因此这款软件的销售成本是很高的。我们不妨假设这个小公司的纯利润率有15%(已经不低了),那么它一年的利润是二百四十万美元,虽然读者觉得一年挣几百万美元已经不错了,但是因为这个生意不可能成长很快(取决于手机市场的成长),在股市上市盈率(P/E值)平均也就是20倍,那么这个公司的市值最多最多不超过五千万美元。一个价值不超过一亿美元的公司是无法在美国上市的,因此这个公司还没有创办,它无法上市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这位同学失败的原因不在技术上,不在他个人的能力,而是题目没有选好。风投喜欢的是所谓的十亿美元的生意(BillionDollarBusiness)。最后,我做风投的朋友建议这位同学找找天使投资人,因为这样一件事做好了还是有利可图的,也许会有天使投资人喜欢投资。想反,如果一个人不能脚踏实地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即便名气再大,才高八斗,在硅谷也很难混下去。大多数时候,硅谷公司需要的是能真正做事情的人,而不太看重那些不能带来实际效益的名气。在2000年,由于互联网泡沫导致硅谷过度繁荣,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找不到人,那时找工作很大程度上凭一张嘴。很多经常跳槽而不脚踏实地做事的人跳来跳去跳到一个主管的位置。2001年以后,用人不当的公司很多倒闭或被迫大量裁员,真正的高手或者还呆在原来的公司,或者被别的公司录用,或者转到了学术界。而一大群各个级别的混混都到了“人才市场”上待价而沽。这些人中很多原本是技术精英和管理人才,但是一旦养尊处优时间长了,名不符实了,便很难再在硅谷生存了。偶尔会有一两个小公司到那里去找人做事,常常一下子围上一大堆人。如果问他们会做什么,大部分给你的答案都相同,“如果你给我一个团队,我一定能替你管好。”这里面虽然不乏真正的管理者,但是很多是眼高手低的高手。招人的公司显然不傻,它们需要干活的而不是养老的。风投公司首先会帮助被投资的公司开展业务。自己开公司的人都知道,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向大客户推销产品时,可能摸不对门路。这时,“联系”广泛的风投公司会帮自己投资的小公司牵线搭桥。越是大的风险投资公司越容易做到这一点。风投公司还会为小公司请来非常成功的销售人才,这些人靠无名小公司创始人的面子是请不来的。风投广泛的关系网对小公司更大的帮助是,它们还会帮助小公司找到买主(下家)。这对于那些不可能上市的公司尤其重要。比如,KPCB早期成功地投资太阳公司后,就一直在太阳公司的董事会里,利用这个方便之处,KPCB把它自己后来投的很多小公司卖给了太阳,这些小公司对太阳是否有用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投资者的钱是收回来了,创业者的努力也得到了客观的回报。在这一类未上市公司收购案中,最著名的当属Google收购YouTube一事。两家公司都是由红杉风投投资,著名投资人莫利兹同时担任两家公司董事。YouTube能成功地卖给Google,红杉风投作用不小。风投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越是成功的风投公司,投资成功上市的越多,它们以后投资的公司相对越容易上市、再不济也容易被收购。因此,大多数想去小公司发财的人,选择公司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看它幕后的风投公司的知名度。Google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是求职者眼中的热门公司了,固然有它许多成功之处和吸引人的办法,以及创始人的魅力,但是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它是第一家KPCB和红杉风投在同一轮一起投资的公司,在此以前,这两家风投从不同时投一家公司。2020欧洲杯外卡赛这正应了茨威格的话,“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在业务上,半导体只是摩托罗拉的一个部门,而微机处理器又只是其半导体部门的一项业务,可是它对于英特尔来讲却是全部。因此,摩托罗拉即使完全退出微机处理器市场也不过是损失一些地盘,而英特尔一旦失败,则会面临灭顶之灾。一般来讲,华尔街总是希望一个上市公司有尽可能多的而不是单一的收入来源,摩托罗拉确实是这么做的,它曾经在计算机的处理器、通信的数字信号处理器、对讲机、BP机、手机和电视接收器等很多领域发展。结果每个领域都很难做大。英特尔公司做事情非常专注,直到今天,它一直集中精力于个人微机的处理器上。每一代产品的研发都是集中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每一次都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就像一把散线和一股绳,一把散线很容易被一股绳扯断。因此,专注的英特尔最终把计算机处理器的业务做得很大、很好,而业务多元化的摩托罗拉最后除了在微机处理器上败给了英特尔,在手机上碰到了诺基亚,在信号处理器(DSP)上又败给了德州仪器(TI)。很多人问我雅虎有没有可能在搜索领域赶上谷歌,我明确地回答——没有,因为雅虎不可能专注在这个领域。有时,一个好的公司不能完全按华尔街的意愿办事。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很多大的风险投资公司都跳过这一轮。一些更加保守的风投基金只参加最后一轮的投资。有些清清楚楚地说明在下面几种情况下不投资:随着半导体的集成度的提高,TI等公司将手机外围电路的芯片和DSP集成在一起,现在的手机主要芯片只剩下一个。TI很像计算机领域的英特尔公司,它自己不做手机,而是像许许多多手机厂商提供核心芯片,它通过其领先的DSP技术,牢牢站住了世界中高端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摩托罗拉的战线则拉得很长,从手机芯片到手机整机一条龙。如果内部合作的好,这种做法成本固然低。但是,加尔文不是通用电气的韦尔奇,没有能力整合这么大的公司,其芯片部门和整机部门像两个单独的公司,没有足够的沟通,反而使得产品开发周期变长。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在手机芯片上的差距是渐渐拉开的,就如同它和英特尔在处理器上的竞争是慢慢失败的一样。但是,当这种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可能逆转了。到2004年,加尔文下台时,其半导体部门被迫分离出去单独上市,就是现在的Freescale。后来Freescale的业绩依然不佳,只好被私募基金(PrivateEquity)买了去,这当然是后话了。强尼找到做市场和销售的朋友迪克,并向迪克大致介绍了自己的发明,希望迪克加盟共同开发市场。迪克觉得和这两个人谈得来,愿意共同创业。这时出现了第一次股权分配问题。

当然,华为近期还不可能动摇思科的根本。这一两年得益于以互联网公司的兴起,已经走出了2001年的谷底销售直线上升。这里,我们在一次看到安迪-比尔定理的作用。在互联网行业,服务型公司谷歌和雅虎等会先起步,然后带动网络设备公司的业绩。从股票表现看,从2003年到去年,谷歌的股票率先增长,思科和Juniper公司有个滞后,从去年起开始恢复。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思科的股票走势和谷歌吻合的非常好。在通信领域,规则比技术更有利于一个公司占领市场。随着奥运会的召开和苹果第二代电话iPhone的推出,第三代手机又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主导第三代手机技术的公司不是热门的iPhone制造商苹果公司,也不是今天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而是曝光率并不高的高通公司(QualComm)。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通公司是第三代手机和无线通信的规则制定者。虽然第三代无线通信的技术CDMA早在越战时就为美军使用,并且全世界掌握该技术的人非常多,但是将CDMA用于手机通信的最早解决方案(CDMA2000)是由高通公司提出的。CDMA2000很快便成为了国际标准。高通公司通过专利保护几乎堵死了任何绕过其专利的解决方案,进而达到了主导3G手机市场的目的。高通公司做事一向很霸道,专利费极其昂贵,它向每一个手机收四到八美元,超过一部手机所有芯片能带来的利润。这就逼着日本、欧洲和中国不得不搞出了自己的CDMA标准WCDMA(日本和欧洲)和TD-SCDMA(中国)(后来美国又加进了一个WiMax,这样全球共四个标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认为WiMax属于第四代4G的标准)。这些后来的标准在技术上超过了高通公司的CDMA2000解决方案。但是,整个3G市场仍然被高通抢了先机。一方面,高通的CDMA2000以两倍于WCDMA的速度发展,另一方面高通公司在WCDMA中抢占了专利总数的大约30%,而且是最关键的专利(具体数字不是很准确,大致在这个范围)。欧洲以诺基亚公司为首的工业界也拥有大量WCDMA的专利,它们联合了高通公司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BroadCom)试图挑战高通的权威。高通公司采用擒贼擒王的办法先制住诺基亚,和后者打了很多年专利官司。最后,高通公司威胁不再做WCDMA的芯片,这样它将以WCDMA专利的净拥有者身份阻止诺基亚进入3G市场。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但是高通公司输得起,因为它已经拥有了很大的3G市场,而诺基亚既不能绕过高通公司的专利进入3G市场,也不能从此放弃3G这个新兴的市场,它根本输不起。结果诺基亚不得不低头,今年七月二十五日,两家公司达成和解,高通公司将专利费做了下调。即使下调后,诺基亚仍将支付给高通公司巨额的专利费(细节没有公布,据估计诺基亚在今后十五年内,每部手机仍将付给高通几美元),高通公司从此将在WCDMA市场上唱主角。当天原本是高通公司公布业绩的日子,高通公司临时通知媒体业绩公布时间将推迟几小时,敏感的华尔街已经感觉到高通公司很可能搞定了诺基亚,股价在盘后大幅上涨。果然,几个小时后高通公司公布业绩时宣布了这个好消息,股价猛涨了近20%。而它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的股价则一落千丈,标志着整个行业挑战高通的失败。虽然在欧洲、日本和中国,各自的手机厂家和运营商占有先天之利,但是其3G无线通信至今依然在高通公司的阴影下运作,因为后者的标准已经成为行业普遍遵守的规则。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数千亿人民币扶植自己的标准,但现在看来阻止高通主导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政府进行强制性干预,高通公司制定的3G的游戏规则将越来越强化。安迪是原英特尔公司CEO安迪-格鲁夫(AndyGrove),比尔就是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英特尔处理器的速度每十八个月翻一番,计算机内存和硬盘的容量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微软的操作系统等应用软件越来越慢,也越做越大。所以,现在的计算机虽然比十年前快了一百倍,运行软件感觉上还是和以前差不多。而且,过去整个视窗操作系统不过十几兆大小,现在要几千兆,应用软件也是如此。虽然新的软件功能比以前的版本强了一些,但是,增加的功能绝对不是和它的大小成比例的。因此,一台十年前的计算机能装多少应用程序,现在的也不过装这么多,虽然硬盘的容量增加了一千倍。更糟糕的是,用户发现,如果不更新计算机,现在很多新的软件就用不了,连上网也是个问题。而十年前买得起的车却照样可以跑。1828年、1835年和1842年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旧金山和洛杉矶先后发现了金矿,并从此开始了美国西部的淘金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加州黄金产量达到高峰,每年四十吨,接近于全世界有史以来黄金总量的千分之一。旧金山也因此而得名。但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来看,加州的淘金热远比不了二战后在旧金山湾区掀起的科技淘金浪潮。只是,这一次浪潮的核心元素不是地球上储量稀有的金子,而是储量第二大的元素,即土壤、沙子和玻璃的主要成分“硅”。它是半导体工业的核心元素。旧金山湾区从领导世界半导体工业开始,扩大到整个科技工业。从此,这里有了一个新的名称—硅谷。

想了解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必须了解它的股票期权制度。在传统的公司里,一个员工的收入和福利包括奖金和退休金等现金。一般员工并不拥有公司的一部分。很多高科技公司,为了将员工的利益和公司的前途绑在一起,发给员工一些股票的期权(StockOption)。所谓期权就是在一定时间,比如十年内,按一定价格,比如当前市场价购买股票的权利。获得期权的员工,会对公司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如果公司的股票上涨,那么拥有股票期权的人可以以过去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即所谓的exercise,然后以现在高的价钱卖出,从中赚到差价。股权只有当公司股票不断上涨时才有意义。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公司的股票只涨不落,因此股权有时会变得毫无意义。一些公司为了让股权变得有意义,在中间做手脚,修改股权授予时间,用最低的价钱将股票授予管理层和员工。苹果公司就是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2006年,美国证监会开始调查苹果公司这一行为。经过长期调查,证监会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苹果公司终于低头了,并交了罚款。最后,苹果公司首席财务官安德森(FredAnderson)为此受罚。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2020欧洲杯外卡赛IBM从它开始做计算机起,基本上遵循性能优先与价格和集中式服务的原则。高性能的,服务于多用户的主机一直是IBM硬件制造的重点,直到近十年来才略有转变。IBM的许多大型机,成为了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的经典之作,而且生命期特别长,有点像波音公司的客机。其中最著名的有六十年代的IBM360/370系列和七八十年代的IBM4300系列。当时的售价都在百万美元以上,而性能还不如现在一台个人电脑。但是,这些计算机的设计思想,仍然是计算机设计者的必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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